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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权责相关理论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动态交互机制

1 绪论
2017年4月,伴随着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无力偿还债务申请破产,美国次级债危机正式浮出水面。相继,美国股市出现大幅度的下跌。2017年6月22日的数据显示:道琼斯指数下跌1.37%,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04%,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07%。2017年7月,美国贝尔斯登在标准普尔将其的债券评级从“稳定”下调到“负面”之后一周的时间,贝尔斯登旗下两只投资次级债的对冲基金因投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损失惨重而濒临瓦解。2017年8月,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在裁员约10%后的数天向美国破产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此时,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向全球其他国家蔓延。法国最大银行巴黎银行宣布卷入美国次级债,全球大部分股指下跌,金属原油期货和现货黄金价格大幅跳水。随后,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遭受大面积的亏损。在此期间,美国、日本和欧洲央行多次降低基准利率,并多次向经济中注入资金以增加经济中货币的流动性,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接管“两房”,以期增强人们抵御危机的信心。然而,接踵而来的是:总资产高达1.5万亿美元的世界两大顶级投行雷曼兄弟和美林、总资产高达1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AIG)也都因此次危机难以为继,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AIG则由美国政府接管。至此,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遭受重大的损失,并很可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体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与中国经济开放的政策取向及其践履分不开的。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政策以“出口导向”战略代替“进口替代”战略,以出口的扩张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对出口的强烈依赖。世界银行估计2017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多达1.22万亿美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37%。但是,自从2017年初源于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终演变成世界金融危机。作为对外开放度日益扩大、与世界经济连系越来越密切的中国来说,则遭受了巨大的影响。据商务部的统计,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11.2%,比去年同期回落4.6个百分点;对香港地区出口仅增长8.9%,回落12.7个百分点;8、9月份对欧盟的增速也由前7个月累计27.1%回落到22%和20.8%。
因此,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一个问题。关于此次危机产生的根源问题也见诸于各类文献。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全球危机的由来和应对》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讲述了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在吴敬琏看来,最根源的问题在于美国经济中存在的储蓄率过低、消费率过高问题,导致经济内部结构的失衡;其次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国发行的美元被世界各国承认为真金白银,成为了不受约束的国际储备货币。于是,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发行美元债券,发行美元的金融商品的方式向全世界举债,来维持美国经济的运转,维持它的高消费,维持他的经济繁荣。第三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长期的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造成美元流动性过剩,虚拟经济中充斥着大量泡沫。一旦金融体系中某一环节的泡沫破裂都将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
秦晖教授在《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我看全球金融危机》一文中,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论述此次金融危机是福利与自由双重膨胀的结果。他认为,在民主政治制度下,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追求福利的左派上台在提高福利的同时不会减少自由,崇尚自由的右派上台在提高自由的同时福利也不会减少,结果就是自由和福利的双重膨胀。福利不能压缩的情况下只能增加自由,但是实体经济的自由、基本财产的自由方面已经没有增加的余地,因而转向虚拟经济领域,增加虚拟经济的自由,于是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产品品种不断更新,可交易的对象从有形物发展到无形物,从信用的发展到信用的信用的信用。次贷作为金融领域内增加自由的典型,也是自由和福利双重膨胀的结果,也是因为次贷的因素最终导致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
谢保华,李彬联,韩维维三人共同写作的《美国“金融海啸”本质特征的动态分析及其启示》一文,在追溯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三次泡沫经济危机的动态衍生过程的基础上,提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同时出现巨大泡沫是导致‘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和监管缺位是其帮凶和推手,而资源金融的炒作贯穿危机的前后,加速了泡沫的形成,并重创了实体经济。”
安佳在其《居者有其屋计划与次贷及金融危机》一文中,从美国民主党政府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法案和具体的操作手法出发,对美国银行不断向次级借款者放出次级房贷,以及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买进按揭债券MBS以及CDO和CDS的根本原因进行解释,推出宏观政策操作的失调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结论。
然而,鲜有文章从政府权力与责任这一角度探寻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美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权责关系的变化与此次金融危机的衍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政府权责的界定直接影响着政府的经济政策。所以本文拟通过回顾美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揭示在不同权责界定关系指导思想下政府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体现的政府权力和责任关系,进而从政府权责角度探讨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针对原因从宪政建设出发寻求解决危机之道,这对维护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的论述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政府权责相关理论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动态交互机制,这一部分是整篇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第二部分是通过探寻美国经济演进过程中政府权责的动态变化机理并从中寻求危机产生的原因;第三部分则是针对原因从明确政府权责的角度提出解决危机的对策;第四部分为中国因此次危机受到的启示。

 
 
2政府权责相关理论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动态交互机制
政府的角色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类社会有了国家有了政府之后,有关政府角色定位的探讨就从未停止过。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到底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有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热点,更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关注的焦点。美国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言:“撇开专横残暴的政府与主张自由的政府之间的区别不说,一个政府与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卡尔·马克思都懂得这一点。所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回顾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演变理论,进一步阐述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并从中探寻政府的权责关系。
2.1 政府权责界定的相关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由“看不见的手”指挥调动资源。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也存在缺陷,也有市场失灵的时候,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也存在力所不及的现象,这就需要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必要的干预、调节和控制。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面对不同的经济状态时,政府因承担的责任的差异出现政府权力大小之别。        
关于政府权力和责任之间关系的论述,“美国新政时代的名记者李普曼有名言曰:‘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这完全正确;但同样正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 人类自从有了政府就一直为实现最好的政府在坚持不懈的努力着,在考察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秦晖教授将人类社会中出现的政府模式分为古典自由政府和社会民主政府,并将这两类政府中权责之间的逻辑关系用下图给与形象的诠释。

 
图1:各种政府的权责关系 
上图共分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代表着权力大而责任小的不可欲的最坏政府,第二象限代表了权责均小的古典自由政府这一次好政府,第三象限代表权力小而责任大的不可能实现的最好政府,第四象限代表了权责均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这另一次好政府模式。在第二和第四象限的对角线上权力和责任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不论是权责均小还是权责均大,都实现了权责对应,我们将二四象限对角线上的政府称之为权责对应的宪政政府,古典自由政府和社会民主政府是宪政政府的两种具体表现模式。
秦晖教授指出,“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探求所及范围内,最好的政府是不可能有的,次好政府(权责均大的社会民主政府或是权责均小的古典自由政府)是难以确定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争论之前,首先要做也首先能做的是消除、改变这样的政府。” 最好的政府是权力小而责任大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既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又要政府承担多的社会责任,“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这是行不通的。权力和责任同样大以及权力和责任同样小的次好政府之间是否就具有明显的优劣之分呢?我们不能否认因扩大权力从而提供更多服务的政府不好,也不能否认权力小并给与人民更多自由、提供较少服务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这样一来,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权力大而责任小的最坏政府。民主政治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鲜明特点,执政党为了赢取更多的选票必定千方百计的讨好老百姓,一切的政策措施都会围绕着人民的利益,因而,人民通过民主的方式将其拥有的权力授予政府,并期望执政党能够保障其个人权利和自由,生活得到改善。正是由于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政府也就因此对人民承担了与其所拥有的权力相对应的责任,政府的这份责任贯穿于政府活动的始终,包括国家安全、社会保障、国民教育等方面。一旦政府拥有大量的权力却并没有为人民提供应有的公共福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典型的最坏政府。怎样改变最坏的政府呢?首先应明晰政府的权力和责任范围,其次依靠制度建设保证政府权责的有序对应。宪政民主政治体制能够为我们提供了消除、改变最坏政府的制度基础。宪政要求权责对应,权责均大的社会民主政府或权责均小的古典自由政府虽然体现了权责对应,但却是难以确定的。根据宪政要求的权责对应,可以确定权大责小的最坏政府,并可以通过宪政体制建设来消除、改变这样的政府,在宪政的制度要求下实现政府权力和政府责任之间的平衡。在非宪政体制或专制制度下,自由主义者(主张限制政府权力)只是单纯的追求权力意义上的“小政府”,希望通过限制政府之权以保障人民自由,而不关心政府应承担怎样的责任,这种情况下政府卸责却不一定会限权。同样的,在非宪政体制或专制制度下,社会主义者(政府多的承担责任)最关心的是政府承担的责任,通过向政府问责以推进福利和平等,却并不在意政府的权力的大小,存在着政府扩权而并没有问责的可能。也就是说,“在非宪政体制下自由主义者如果只为上卸责就会异化为‘伪自由主义’,而社会主义者如果只劝上扩权也会异化为‘伪社会社会主义’。” 但是在宪政体制下权责必然对应,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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